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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学论文

高校历史地理教材的现状与改革措施

时间:2019年05月09日 所属分类:文学论文 点击次数:

摘要:高校通用的历史地理教材大部分编写自20世纪后半期,本世纪初虽有部分教材存在修订和增订,但主体框架和内容变化不大,不能反映历史地理学最新的研究进展,也难以适应新时期的需要,这严重制约了高校历史地理人才的培养及学科发展。针对目前教材陈旧、

  摘要:高校通用的历史地理教材大部分编写自20世纪后半期,本世纪初虽有部分教材存在修订和增订,但主体框架和内容变化不大,不能反映历史地理学最新的研究进展,也难以适应新时期的需要,这严重制约了高校历史地理人才的培养及学科发展。针对目前教材陈旧、忽视传统、学科定位不明等问题,建议由“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”牵头,组织力量进行教材编写,以“有用于世”为指导方针,吸收学科最新研究成果,增加田野考察专章。

  关键词:历史地理;高校教材;有用于世;田野考察

史学史研究

  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变迁及人与空间关系的学科,是中国史下设的七个二级学科之一。随着其重要性日益凸显,相关课程成为高校历史学本科教育的专业必修课或专业选修课,而选择合适的教材则是教授和学习好这门课的前提。目前历史地理学具有教材性质的著作约20种,但新世纪以来的教材大部分为修订和增订本[1],教材建设严重滞后于学科发展,这种状况亟待解决。

  一、高校历史地理教材的现状

  高校历史地理教材的现状可从编排框架、教材性质、教材内容三个方面进行分析。从教材编排框架看,基本是按照时间、空间和对象三个标准进行编排。其中大多数教材都是以专题的形式安排篇章结构,专题之下再以时间和空间为脉络进行叙述,如王育民《中国历史地理概论(上、下)》包括绪论、历史地理学发展、历史自然地理、历史经济地理、历史人口地理、历史政治地理、历史城市地理七个部分,诸部分下又分若干章,如历史自然地理下分为河流、湖泊、海岸、气候四章。

  也有教材兼顾专题与区域,如陈昌远编著、陈隆文修订《中国历史地理简编》分为绪论及黄河流域历史地理、黄河流域周边区域历史地理、历史地理专题四个部分,其中历史地理专题包括中原与中原文化、中国古代运河、中国历代行政区划。

  还有的教材是以时间为纲进行编排,如张步天《中国历史地理(上、下)》以8个时段为纲,年代之下叙写历史自然地理、政治地理和经济地理。从教材性质看,分为研究性教材、总结性教材和研究总结性教材三类。研究性教材是指教材内容多是编著者自己的研究成果,其特点是考订详实,但内容有一定的深度和难度,如史念海《中国历史地理纲要(上、下)》、吴宏岐《历史地理学方法论的探索与实践》。

  总结性教材是指著作“集众家之长”,总结、概括、凝练前人成果汇成一书,如耿占军、赵淑玲《中国历史地理学》、李恩军《中国历史地理学》。研究总结性教材是前两类的结合,编著者往往对历史地理某一方面有较为精深的研究,且能全面掌握整个学科发展的方向,如马正林《中国历史地理简论》、邹逸麟《中国历史地理概述》。

  从教材内容看,最大的特点是人文地理的内容要大大多于自然地理。以目前高校最常用的邹逸麟《中国历史地理概述》和蓝勇《中国历史地理学》两部教材为例,前者有13章,除绪论部分外,历史自然地理5章,历史人文地理7章,单从章节看,似乎不能体现差异,然从体量上分析,历史自然地理不足100页,历史人文地理则有近300页。后者有16章,其中历史自然地理5章100余页,历史人文地理9章200余页。这种差异应与教材的编著者大多为历史学者,授课对象也为历史学专业学生有关。

  总体来看,目前高校历史地理教材虽取得了一些成绩,但也暴露出不少问题。第一,教材陈旧,不能反映学界最新的研究进展。一个学科的生命力在于不断与时俱进,近年来历史地理学在各个方向上“开疆拓土”,取得了丰硕的成果,但由于十余年来历史地理学界没有更新教材,导致这些最新的研究成果仅局限于“书斋”,难以展示给初入高校的本科生。

  第二,忽视传统。在老一辈学者的努力下,历史地理学形成了很多优良的传统,如史念海先生提出“有用于世”的指导思想,在方法上提倡文献研究与田野考察相结合,但当前的历史地理学教材并没有体现这些学科传统,长期以往,历史地理学的特色将会淡化。第三,学科定位模糊。上世纪50、60年代,侯仁之先生旗帜鲜明地指出“: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,这是无可置疑的。”这一学科归属的论断得到谭其骧、史念海等人的支持。

  但由于近年来教育部的学科调整,导致历史地理学被完全限制为中国史的二级学科,与地理学的联系弱化,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陈桥驿先生就曾疑惑“:因我所从事的这门学科的属性问题而感到惶惑,我算是一个地理学者,还是历史学者?”[2]

  二、对高校历史地理教材建设的几条建议

  近年来,历史地理学各个方向都涌现出很多高水准的研究,与其他学科的交融日趋深化,新技术、新方法、新理论也在这一传统学科中找到生长点,张伟然教授称之为历史地理学“发展最好的时代”,这些成果都为新教材的编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,兹提出如下几条建议。

  第一,由“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”牵头,组织力量编写高水准的历史地理教材。2013年新一届“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”成立,主任为复旦大学吴松弟教授,副主任6人,另有委员50人,这些专家均在历史地理各分支中有较高的建树,完全有能力编纂出一部高水准的教材。目前高校通用的历史地理教材基本上都是由个人编纂,这难免会掺杂较多作者的主观意图和个人好恶。建议“委员会”成立历史地理教材编纂小组,在确定体例、章节和框架的前提下,聘请相关领域专家编写教材,做到博采众长,集思广益。

  同时,聘请在学界享有声誉的老一辈历史地理专家作为教材编审和顾问,严把教材质量关。在体例框架方面,分析现有教材的优缺点,结合历史地理学的学科特性,我们认为,以专题为纲,专题之下以时间为目,兼及空间思维,应该是比较合适的。在教材性质和内容方面,应该以总结性教材和研究总结性教材为标准,并协调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比例。此外,学科归属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“,委员会”应该召开研讨会,其决议应该在新编教材中体现出来,以明困惑。

  第二,以“有用于世”作为教材编写的指导方针。每个学科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性,只有关注现实、了解现实,才有可能发现问题、解决问题,从而为本学科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。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,东北、热河大片领土失陷,华北危机,顾颉刚深感亡国灭族的危险,于1933年组织筹备了禹贡学会,创办《禹贡》半月刊,学会宗旨是“:反对为学术而学术,力求把研究地理沿革、民族演进、与发扬光大民族文化的爱国热情结合起来,使这种研究贯穿经世致用的精神。”

  希望“在真实的学识里寻出一条民族复兴的大道”。而从《禹贡》半月刊所刊论文看,确多具现实意义,边疆、民族和宗教是主要关注的问题。后来谭、史、侯三位先生继承了顾先生“有用于世”的优良学风。以史先生为例,不论是青年时代在抗日战争中撰写的《中国疆域沿革史》,还是中年时代围绕黄河流域的经济发展问题所作的探索,抑或花甲之年在改革开放时期对黄土高原环境变迁问题所作的研究,都是在践行这一思想。70年代黄河淤塞和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日趋严重,史先生根据自己的研究曾向水利部长建言治黄方略,并被采纳。1987年初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提出“保护耕地”提案,引起重视。

  史先生坚持“有用于世”的治学思想,除了出自他热爱祖国、关注民生的一片拳拳之情外,还在于他对于学科发展的远见卓识。他经常强调,欲使中国历史地理学不致于沦为绝学,就必须紧密联系社会生活实际,充分发挥它的有利于世的作用。唯有这样,才能使这门学科获得无限的生命力,并且有源源不断来自社会实际需要的研究课题。今天,我国经济文化的进步有目共睹,但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,如环境方面,存在森林砍伐、沙漠化、荒漠化、水土流失、河流污染、珍稀物种消失等问题;在内政外交方面,又有“城市病”、行政管理混乱、边界争端、民族冲突等问题。

  针对这些问题,历史水文地理、历史经济地理、历史城市地理、历史政区地理、历史疆域地理、历史民族地理等分支均大有可为。以历史疆域地理为例,现行教材主要关注的是陆地边疆,对海洋边疆较少涉及,而后者是今天国际争端的常见问题。中日钓鱼岛之争、中菲黄岩岛之争,这些边疆地理问题应该在新教材中有所体现。总之,历史地理学只有关注现实问题,不断与时俱进,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。

  第三,吸收历史地理学最新的研究成果。创新是所有学科发展的源泉和动力,历史地理学也不例外,新世纪以来,特别是近十年以来,历史地理学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,研究范围不断拓展,新技术和新方法大量运用,这些成果都要吸收入新教材。兹叙述部分最新研究如下:历史政区地理的新进展。

  政区地理历来是历史地理学最基础的领域,随着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《中国行政区划通史》等成果的问世,历史政区地理的研究达到了一个成熟的高度。但历史地理学人并没有躺在功劳簿上,而是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。如周振鹤教授提出从历史政区地理向历史政治的“范式转换”,方向性的指出历史政治地理要关注政区与地方行政组织等级、政区与自然地理环境、政区与人文地理环境的关系。再如郭声波教授提出“圈层结构”理论,对藩属国、藩国、属国、羁縻州等政治实体的性质进行梳理,这是对边疆民族政区地理的积极探索。

  又近年来对于县下政区(区划)的研究卓有成绩,如胡恒对清代巡检司、司、汛、市镇等“县辖政区”作出精湛的实证分析,质疑“皇权不下县”之说[3]。新技术的应用。过去的历史地理研究大多采用文献描述和定性分析的研究方式,有精度不足之弊,如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并不能展现所有时段的政区情况,只能选择其中几个时间断面进行展示。新千年左右,GIS技术被引入历史地理学,基于这一技术,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与哈佛大学合作研发了“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”(CHGIS)数据库。

  近年来,基于GIS技术的历史地理研究越来越成熟,如首师大张萍教授开发的丝绸之路历史地理信息系统等。实际上,并不能简单的将GIS视作一种技术手段或方法,它的引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历史地理学的思考和研究方式,也极大的扩充了历史地理文献的数据信息和研究范围。在GIS之外,诸如遥感等技术在历史地理学中也普及开来,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,如满志敏教授利用卫星影像,发现了黄河下游的北宋京东故道。

  第四,设田野考察专章。古人云“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”,历史地理学是具有优良的田野考察传统,史念海先生指出“:文献考证和实地考察是学习和研究历史地理的两大基本方法。”他身体力行,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,在黄河流域、黄土高原及长城沿线做了大量的考察工作,《河山集》第二集中《历史时期黄河流域的侵蚀与堆积》等重量级论文均是田野考察的成果。

  而侯仁之和谭其骧先生也同样重视田野考察,侯先生长期致力于历史沙漠地理,他对毛乌素和乌兰布沙漠的变迁、榆林三迁的研究都是得益于田野考察。谭先生为了深入了解太湖流域的水系,曾在1974年带队到太湖地区进行考察,并撰有《太湖以东及东太湖地区历史地理调查考察简报》一文。

  今天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和学习仍十分重视田野考察,复旦大学、陕师大、暨南大学、西南大学等设有历史地理研究中心(所)的单位每年都有田野考察课程和实践,但对于更多高校来说,没有这样的机会,在这种情况下,为了坚守这一优秀传统,要在教材中设专章讲授田野考察,主要内容应该包括:辨析历史地理学考察与考古、人类学、社会学调研的异同,历史地理学考察关注的主要是地面上的东西,即地形、地貌、河流、湖泊等,兼及收集和整理地方文献、碑刻等,这与人类学、社会学的视角和方法不同。

  考察地点的选择,从理论上讲,古河道、古城址、古村落、考古遗址、古驿道等都可以作为考察点,但不同区域的地理要素和遗存存在差别,在选择考察地点时要尽量结合地方特色,选择遗存丰富的田野点;田野考察的步骤和程序,如考察之前应该做哪些准备工作,如何选择参考书籍,考察过程中的注意事项,调查报告的撰写格式等;考察完成后如何整理考察照片及材料,并在论文中合理地展现考察成果;经典案例分析;等等。

  三、结束语

  历史地理学课程的特点是知识多元化和思维交叉性,通过该课程的学习,可以丰富学生的知识结构,拓展学生的思维路径,培养学生的时空观念,扩大学生的学术视野。而要达到这一目的,就需要一本好的历史地理教材,现有教材已经以适应新时期的需要,未来新编教材除了在完善文本、优化章节结构等方面努力外,更重要的是回归传统,明确历史地理的学科属性,将“有用于世”重确定为教材编写的方针,展现历史地理学最新的研究成果,增加田野考察专章。只有这样,才能保持学科旺盛的生命力,满足历史地理教学的需要,普及和传播相对专业的历史地理知识。

  参考文献:

  [1]袁从秀,李鹏.近三十多年来中国历史地理通论性著作的综合研究[J].史学史研究,2013(3):113-120.

  [2]陈桥驿.学论与官论——关于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[J].学术界,2001(2):148-153.

  [3]胡恒.皇权不下县?——清代县辖政区与基层社会治理[M].北京: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,2015.

  相关历史刊物推荐:史学史研究(季刊)创刊于1961年,是由北京师范大学主办的历史学学术性刊物。